水，漫过高邮史，也漫过汪曾祺
“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，我是在水边长大的，耳目之所接，无非是水。水影响了我的性格，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。”汪曾祺在《自报家门》中说，“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，平和的，静静地流着”，然而“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”。高邮的水，暴烈起来让人难以想象。因此“水”对高邮地域文化性格的影响，必然是双重的，既有柔软、平和、沉静的一面，也有变动、激越、无常的一面。
汪曾祺生于1920年，逝于1997年，一生几乎贯穿了整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。他与张爱玲是同龄人，出道文坛时间也相隔不远，同期的新星还有穆旦、路翎。然而，三十年后，当其他人物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里的记载时，汪曾祺异军突起，成为“新时期”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。同时，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异质的存在，再加上1950-1960年代的民间文艺经验、下放“右派”经历、1970年代编写“样板戏”的经历，汪曾祺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见证人，他自身也是194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最大的传奇。
本文原发《北京青年报》。作者杨早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，《话题》系列主编，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。著有《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》《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》《早读过了》《民国了》《野史记》《说史记》等著作。
受壹嘉出版、谷雨书苑、七点书影、斯坦福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之邀，杨早将于美西时间2020年6月7日下午四点、北京时间6月8日常早7点主讲汪曾祺——《民国作家汪曾祺》。本次讲题分为三个部分：（一）汪曾祺的七十年人生；（二）一个活在当代的民国作家；（三）汪曾祺与美国。报名请扫描二维码：
水，漫过高邮史，也漫过汪曾祺
这是二十年间，第四次去高邮。每次回去，心情都大不同，收获也大不同。
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去高邮肯定不是出于旅游景点的吸引，毕竟扬州、苏州、南京这些重点旅游城市都离得不远，到高邮也还没有火车。不管是对于“青睐”的团队，还是我带去的三位研究生，他们的寻访都与“汪曾祺”有关。“古有秦少游，今有汪曾祺”本是高邮的两张名片，而汪曾祺在当下的阅读热度，正在方兴未艾。恰好他又是我定义的“城市传记作者”。不知有多少“汪迷”、汪曾祺研究者心心念念，想亲身来看一看《受戒》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，《大淖记事》中的大淖，《异秉》里王二卖熏烧的保全堂，《戴车匠》《八千岁》里的老街，《徙》里高北溟执教的五小……或许看了之后，多少会有些失望，但正如“顶级汪迷”苏北所言，小说里的地名与人物立时变得鲜活起来，不再是凭空想象。
而我的身份，比较多重。我既是一个汪曾祺的研究者，也算是高邮流散在外的子孙。虽然从小没在高邮呆过，但户口簿、学生证上明晃晃的“籍贯：江苏高邮”总是一种印记与提醒。
本次同行寻访的嘉宾：学者苏北、李建新、杨早、王道
（从右至左）
1987年，生长在四川的父亲头次回高邮。当时汪曾祺自然已是文学名家，但还没有今日的地位。因此父亲去高邮，还是为了追寻从小在曾祖母、祖父、三祖父口中听得太多的故乡。他在游记里写道：
站在汽车站前面的公路上，往南，可望见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净土寺塔；往东，可望见文游台。西面有三条马路通向城内：居中一条通至北门口，两旁是机关、住宅和商店，可算作新城的中心。北边的一条环城而行，接通继续北上的公路。南边那条马路通向旧城东门。三条马路都是新修筑的，我挑了南边那条路进城。
城门口是县立中学，似颇大，未入。过县立小学（今名实验小学），记得父亲说过他曾在此就读，便入内看了看。房屋大抵还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所建，没有什么新的气象。
父亲看到的高邮，三十二年来，变化当然巨大，但旧城格局仍在。他那年去高邮，最想看的是造成这座“盂城”（高邮县城低于运河与高邮湖水面，形似覆盆而得此名）的大运河，只因“祖母在世时常常说起，运河高邮段河床高于街面，发大水时河面竟与城墙一般儿高，一旦堤溃，水头势不可挡，淹至屋檐。人们只好蹲踞在迭起的八仙桌上，或坐进洗澡的大木盆，随水漂去。结局可想”。
这次看运河故道，夕阳西下，渔舟二三，波光映日，柳影婆娑，于清风碧草中徜徉，大略很难想象1931年大水决口时城为泽国，人为鱼鳖的凄惶图景。只是我每逢走到运河堤上，总会想起父亲当年在此的“招魂”：“魂兮归来，祖父！魂兮归来，祖母！魂兮归来，絅叔！你们远离故乡，颠沛流离，饱经苦难。愿你们魂归故土，永得安宁！”
关于那段家史，也是大时代中平凡家庭的常见“运命”，不必细说。此次去高邮，我想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，就是何以清末至民国，总是发生“保堤”“保坝”之争。
据新编《高邮县志》，自明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至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的357年间，高邮共发生127次较大水灾，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。苏北淮河流域一带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一直无法追赶苏南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水灾频繁，里下河农民连种稻也只敢选“三十子”“吓一跳”这样的品种，这类稻种收获期早（五月底我们在菱塘一带已经见到早稻收割），稻秆高，但产量很低。里下河长年选种这类早稻，只为了避开夏天很可能爆发的水灾。
而且，高邮等地的水灾，不仅仅是天灾与地形所致，还跟河官、盐官之争有关。河官要保田安民，主张尽早尽快泄洪，而盐官与盐商为了保证北上的漕运，始终要保证大运河的水量。一到多雨季节，这种冲突就会异常剧烈。一旦高邮湖水与运河上游暴涨，就有可能引致“淮水归海”的决策——说穿了就是让大水漫过高邮、兴化等地，流入黄海。至于这一带的田地房舍，人口牲畜，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
一般人读汪曾祺，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里有大量水的意象，汪曾祺自己也说：“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，我是在水边长大的，耳目之所接，无非是水。水影响了我的性格，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。”但汪曾祺也在《自报家门》说明“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，平和的，静静地流着”，然而“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”。高邮的水，暴烈起来让人难以想象。因此“水”对高邮地域文化性格的影响，必然是双重的，既有柔软、平和、沉静的一面，也有变动、激越、无常的一面。
比如我们这次去清水潭度假村，看到的都是水平如镜，千鸟翔集，林壑幽深，曲径勾画，谁能想到，自北宋到民国，这里是运河堤防最险之处，历代记叙不绝如缕，明万历年间，高邮州判官罗文翰为保大堤，被洪水吞没，州民集资建有罗公祠以为纪念。同治五年（1806），清水潭大决，决口宽达三百八十余丈（1200多米），二十里范围内人船无一幸免。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谈人格有《清水潭决纪事》记叙此事：“可怜千万村，浊浪迷高低。富家得船去，余劫归犬鸡。贫者不及迁，汩没如凫鹥。”
像这样的例子，在高邮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。实地访察之后，我终于更能明白与体会“水”之于高邮的意义。作为一名研究者，要理解高邮，理解汪曾祺，如果没有这种“跳出来”的眼界，我想还不能全面地理解汪曾祺笔下的“水乡”意蕴。爱好者当然可能集中心神于追寻美，体味美，但看见一些历史的惨烈之处，正如“乐景写哀，哀景写乐，倍增其哀乐”，或许更能珍惜汪曾祺笔下的诗意与温情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青年报》
更多阅读